警方真的無權披露黃海波嫖娼嗎？ 
警方真的無權披露黃海波嫖娼嗎？
仔細探究可知，公眾實際氣憤的是，黃海波嫖娼被公布，同為公
眾人物的官員嫖娼不公布，選擇性執(zhí)法踐踏了法律公正。
黃海波因嫖娼被拘，也引出一個重大的法治話題，即警方有無權力向外界披露明星諸如嫖娼等治安違法行為。不少法律人即指出，黃海波嫖娼雖然違反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，但該法只規(guī)定了罰款、拘留之法律后果，警方向外界披露其嫖娼情節(jié)沒有法律依據(jù)，涉嫌違法行政，侵犯了黃海波的隱私權；還有律師替黃海波草擬了狀告警方的《行政訴狀》，被網(wǎng)民大量轉發(fā)。
自從美國的兩位著名法學家沃倫 和 布蘭戴斯 1890年在《哈佛法律評論》中發(fā)表《隱私權》一文到現(xiàn)在，隱私權一詞誕生已有124周年了。但我國法學界引進該詞也才二三十年歷史，法律上第一次出現(xiàn)隱私權一詞，是2009年通過的《侵權責任法》，才4、5年時間，隱私權觀念在我國公民心目中還沒有多少地位，幾年前，打探他人的年齡、住址、健康狀態(tài)、收入多寡，還一直以是關心他人的面目出現(xiàn)呢。因此，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普及隱私權知識的機會。
應當指出，隱私權產(chǎn)生后的100多年來，即使在產(chǎn)生隱私權概念的美國，明星等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公眾的知情權到底應如何平衡，就一直是一個法律難題。本文篇幅短小，不想就隱私權與知情權的關系展開論述，只想回答一個很小的問題：警方真的無權披露公眾人物的治安違法行為嗎？
如果警方披露黃海波嫖娼情節(jié)確實違法，那么，警方過去向外界披露明星打人（例如梁家輝）、吸毒（例如滿文軍）、酒駕（例如撒貝寧）等也同樣違法，因為這些違法行為也是治安案件的范疇，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也未賦予警方以披露的職權。進一步說，警方不應披露，媒體也不應報道，否則也成立擴大隱私傳播的共同侵權。
果真如此，那么以后明星們盡可以放心地去吸毒、去嫖娼、去打人、去酒駕，反正警方不敢披露，媒體不敢報道，對他們的公眾形象沒有任何影響。順著這個邏輯，不僅治安事件，哪怕犯罪案件，公檢機關也是無權披露的，因為刑訴法也未規(guī)定公檢機關有披露職權；只是到了審判階段，刑訴法規(guī)定了公開審判原則，法院應在開庭3日前公布案由、被告人姓名等；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得公開審理，但宣判也應一律公開，而判決公開自然會涉及被告人姓名和基本案情。當然，公眾此時所了解的案情，一定是在事件發(fā)生幾個月甚至1年以后，早已成為“舊聞”了。
公眾人物的違法犯罪案件尚且不得披露，普通公民的違法犯罪案件就更不得披露了。一個國家若將個人隱私強調(diào)到如此地步，其與公共利益相關的隱私都不得披露，勢必使得社會的自我凈化功能喪失殆盡，這只能讓社會逐漸腐爛得臭不可聞。在這里，我實際上是用反證的方法，證明了“不得披露公眾人物與公共利益相關的隱私”的荒謬性。
當然，邏輯論證不能代替法律論證。對于公權力，法無明文授權即不得行使，這本身沒有錯?！吨伟补芾硖幜P法》和《刑事訴訟法》也確實沒有授權警方對公眾人物的違法犯罪可以向外界披露。但應指出，這兩部法中的程序性規(guī)定主要是為了保障公正處理案件，而不是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而設。為滿足公眾的知情權，政府和相關部門應披露公眾有權知道的相關信息，該規(guī)范內(nèi)容其實是有另外法律來規(guī)定和授權的，在我國，主要是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。
該《條例》規(guī)定，“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”。明星作為公眾人物，享受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和利益，也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，因為他們的一舉手一投足，都會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，對公眾尤其是廣大“追星族”產(chǎn)生強大的示范作用。因此，明星們的違法犯罪情形，完全可以解釋為“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”的政府信息，警方對其主動公開，正是法律的明確要求。
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受到一定的限制，但也不是沒有邊界的。一般認為，明星的這樣幾方面的隱私權，仍然應當受到很好的保護：（1）明星的住宅不受非法侵擾，一些狗仔隊員沖進明星的家里抓拍鏡子，是非法的；（2）明星的通信秘密受法院保護，竊聽明星的電話和電子郵件，為法律所不允；（3）明星的夫妻生活尤其是性生活不受他人打擾，等等。
仔細探究可知，公眾實際氣憤的是，黃海波嫖娼被公布，同為公眾人物的官員嫖娼不公布，選擇性執(zhí)法踐踏了法律公正。m.5ign5.com
